一、早期实践

（一）起源：正定时期

1980年，美国学者托夫勒在《第三次浪潮》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农业文明、工业文明和信息社会三次浪潮；1983年，该书中译本上市，次年，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就组织干部集中学习，并把“三次浪潮”“新科技革命”作为重点。

在理论层面，习近平提出“信息也是生产力”“科技是关键，信息是灵魂”，首次把信息提升到与科技同等重要的位置；在实践层面，他亲自推动成立正定县信息中心，创办《信息交流》《信息画刊》，构建县、乡、村三级“蛛网式”信息队伍，在全国布设网点收集经济、技术和人才信息，再把信息变成项目和生产力。在正定县举办河北省技术信息交易大会，让“小县城”率先拥抱“大信息”。

以上实践，体现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勤于学习、敢于创新的品质，也表明，早在正定时期，他便对信息化这一新兴浪潮有了深刻思考、准确认识。

（二）“数字厦门”战略

1985 年，习近平到厦门担任副市长，之前掌握的新知识新理念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。在习近平亲自主持编制的《1985—2000 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》中，“经济信息中心”被列为全市八大基础设施工程之一；在他的主导下，厦门成为全国首批把信息化纳入城市战略、并第一个落地实施的城市，为厦门特区的腾飞装上了“千里眼”。

尽管全国首个明确提出信息化战略的城市是深圳，但厦门先干先行，直到1986年底，上海等兄弟城市才开始陆续跟进。

（三）宁德破局

1988—1990年，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。宁德地区的特点是集“老少边岛贫”于一体，薄弱的基础设施严重制约发展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他提出“通信先行”工作思路，指出相比公路、铁路等其他基础设施，通信建设具有投资小、见效快的优势，据此，他作出“顺风耳补脚短”的判断，以信息畅通弥补交通短板。他提出“弱鸟先飞”的理念，把通信列为脱贫先导工程，亲自争取中央项目，保证邮电部数字基站落地，使宁德通信建设一举领先全省，为贫困山区加快发展赢得“弱鸟先飞”的条件。

宁德借助通信“弱鸟先飞”的过程，令笔者想到了我国移动通信在1G/2G时代落后、3G时代追赶、4G/5G全面弯道超车的奇迹。尽管我国基础设施整体仍然较为落后，发达的通信设施网络却孕育了电商、短视频等多种新领域、新赛道，为我国的发展注入新活力、新动能，实现在世界舞台上的“弱鸟先飞”。

二、“数字福建”

2000年，时任省长的习近平把“数字福建”列为全省一号工程，亲任领导小组组长，确立“数字化、网络化、可视化、智能化”四化目标，提出“抢占科技制高点”，组织核心技术攻关，要求提高自主知识产权比重并参与国际标准制定。他坚持“统筹不要多头办”，建立省—市—县一体化管理架构，设立专家委员会，实行规划、项目、资金、评价统一审批，形成“先试点、后推广”滚动机制。

发展理念上，始终突出“以人民为中心”：一是夯实超大容量、安全可靠的基础设施；二是建设政务信息网和共享交换平台，让“数据多跑路、群众少跑腿”；三是聚焦民生应用，开展“村村通”电话、远程医疗、电子商务等惠民工程；四是制定信息资源共享政策，出台数据标准和“131”“339”行动计划，缩小城乡、山海“数字鸿沟”。

建设路径上，强调“信息化带动工业化”，用嵌入式软件、系统集成技术改造传统制造，孵化高新产业，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。

人才保障方面，创建福州软件园，把鼓楼区设为示范区，引进清华、北大等高校师资办班授课，借智引智用智。经过三年滚动实施，全省建成统一政务网、空间信息工程中心和省级公共平台，信息资源综合共享率大幅提升，福建由此跃居全国信息化第一方阵，为后续“数字浙江”“数字中国”提供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完整样板。

“数字福建”战略谋划落地的全过程，凸显了习近平同志在世纪之交对信息化趋势的敏锐判断与系统推进。

三、“数字浙江”

习近平把“数字福建”经验整体移植到浙江，以顶层设计、共享理念、“两鸟论”、信息产业四大抓手，推动省域信息化跨越。    （一）顶层设计。省委全会通过《数字浙江建设规划纲要》，写入“八八战略”，省长亲自挂帅，省-市-县三级专班一体推进。

（二）共享理念。建成全省统一的政务网、数据交换平台和信息安全体系，实现“设施-平台-数据”三级共享，避免重复建设，让企业群众“少跑腿、数据多跑路”。

（三）“腾笼换鸟、凤凰涅槃”两鸟论。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，用数字技术对传统制造进行全流程改造，推动块状经济向先进制造业跃升。

（四）信息产业突破。把软件、通信业作为结构调整突破口，实施“百亿信息化建设工程”，杭州、宁波等地迅速崛起阿里巴巴、海康威视、新华三等龙头企业，使浙江数字经济领跑全国。2003-2007年，全省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30%，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占全省外贸出口比重由6%提高到18%，网购、支付宝等创新应用相继诞生，为“数字中国”提供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省域样板。

四、“数字中国”

担任国家领导人后，习近平同志基于“数字福建”、“数字浙江”建设的经验，提出国家层面的数字化战略，开启了我国信息化发展新征程。

战略层面，数字中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，涵盖数字经济、数字政府、数字社会、数字生态等全领域，党的十九大、二十大相继作出部署，并实施网络强国、国家大数据战略，形成系统完整的顶层设计。

思想层面，习近平早在2000年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把让百姓共享信息化成果作为建设出发点和落脚点，这也是如今我们建设网络强国、数字中国所坚持的鲜明价值取向。

理论层面，他把信息纳入生产力范畴，提出“新质生产力”“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”“数字产业化、产业数字化”等新论述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，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学理支撑。

组织层面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穿数字中国建设全过程，国家数据局等专门机构相继设立，规划、项目、资金、评价一体化管理，确保战略落地见效。

技术层面，把基础通用技术、“杀手锏”非对称技术、前沿颠覆性技术作为攻关重点，5G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取得突破，加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，牢牢掌握数字经济发展主动权。

五、结语

从“数字福建”到“数字浙江”再到“数字中国”，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洞察信息化趋势，持续深化理论、实践和政策创新，推动我国信息化从跟跑并跑迈向领跑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强劲数字动能。